林清涼學姐（1931年1月22日－2019年11月18日），高雄岡山人，原子核物理學家。台南女中39級，台灣大學物理學系、東京大學博士。一直在台大物理系任教；退休後，成為台大物理系兼任教授，並投入物理教科書的寫作。2005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拍攝了《物理好丰采》紀錄片，介紹並訪問了八位女性物理學者，而林清凉是該片中首位登場的。該片在2005年6月27日於臺大凝態中心進行首映。
物理好丰采
林淸涼大學姐是我們岡山的前輩，很有名的才女，也是我好朋友的姑姑，我也稱她清涼姑姑，上星期好朋友才告訴我姑姑走了的消息，無限哀傷，以下是好朋友寄來，寫我們岡山及她一生回憶的文章：〈為何走上學物理和教學之路—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刊登於《物理雙月刊》29卷第2期，2007年4月出版，完整文章請見下文。
延伸閱讀：台灣第一位女性原子物理博士：林清涼
為何走上學物理和教學之路–從日據時代到現在
林清涼
台大物理系兼任教授
於2007 年2 月12 日於台大物理系
◎日據時代
我出生於高雄縣岡山鎮（舊名阿公店），是個環境優美的農產物集散地。周圍有大崗山、小崗山、月世界、泥火山、溫泉、湖泊和吸引小孩去遊玩的阿公店溪，以及各種大小動物和美麗的鳥類，並且到處是果樹。
大概是因為這個地理條件使日本人選擇岡山為日本空軍總署，設有官校，通訊和機械工校，二次大戰期間是敢死隊（七個金色扣子的特攻隊）的駐紮地。
岡山鎮不大，僅有一個離我家不到100公尺的市場，日本人常到這裡買食物，稍微長大後的我已意識到相互的差別了。到了入小學，差異更大，沒改姓名的我們台灣人（日本人常稱我們為「支那人shinajin」）唸的是公學校，日本人和皇民化（改姓名，拜日本天皇，家中裝潢是日式）的人唸的是小學校，教科書內容、勞動情形截然不同。不久二次大戰爆發，物資愈來愈缺少，實行配給制。
男人常被動員去勞動服務，稱作「奉仕作業ho-shi-sa-gyo」，後來連公學校的小孩也不能倖免。物產豐富的岡山竟然靠排隊購買蛋白質類的食物（肉、魚、蛋、豆腐），但非台灣人（日本人和皇民化的人）例外，不但不必排隊也不限量。但豬、鴨、雞、魚等，全是台灣人飼養的，自然暗中互送；不過千萬要小心，若被吃飯時間來訪查的巡警（全是台灣人）發現，那麻煩就大了，供給者必遭苦刑。
到了1943年底，日軍傷兵開始從南洋運到左營和高雄後，見風轉舵的巡警們漸漸改變作風。1944年3月（日本新學年是4月1日開始）我考上高雄第二高等女子學校，不久高雄市常拉警報，一入夏天學校就開始停課。初秋開始，美國B 29很不客氣地飛過岡山鎮上撒傳單，同時給你吃炸彈和機關槍彈。我們只有躲防空洞生活，
1944年深秋，岡山鎮民常被強迫疏散到燕巢、田寮等山地。老弱婦孺病人等坐牛車，能走路的，人人身體前後左右背東西行路。小學六年級以上的男性，則幾乎全被軍
方動員。1944年11月我帶著母親以及父親好友的女兒阿鳳（小我一歲）乾脆逃難到舅舅的好朋友沈吉龍先生住的石奄潭（目前稱為石安潭，離岡山鎮約八公里），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之後才搬回岡山。到了石奄潭之後，為了照料弟弟（小學六年級，早被日軍動員去搬運東西了）的生活，一個月至少回岡山兩次和他住幾天，煮些東西給他吃。
由於家裡的兩部腳踏車，一部父親用，一部弟弟用，我只好吃晚飯後稍微休息一下，深夜12點左右和阿鳳啟程，經過墳墓、竹子林等，在天未亮之前走回岡山。B 29執行所謂的「疲勞轟炸」，除了三頓飯時間不來，讓百姓安心地煮飯吃之外，整個白天都在岡山鎮（包括空軍基地）巡迴，只要被發現，準賞你機關槍彈。這期間（1944年12月～1945年6月），我失去了兩位哥哥。
從開始逃難，台灣人之團結溢於言表，任何人都會給你開水、東西吃，在他家休息，甚至於過夜。岡山的家只需把門關好，以免被風吹開或雨打進來，沒人會偷東西。由台灣人組織的防火人員（目前的消防員）負責所有安全問題。
◎台灣光復
1945年上半年，隨著傷兵和非傷兵日軍從海外撤退到台灣，帶來不少傳染病，最可怕的是惡性瘧疾。由於藥物短缺，奪走了不少被日軍動員去「奉仕作業」或駐守海岸線的台灣青年，我三哥便是其中之一，我在岡山家迎接到的是學校（台北）交給家人的骨灰。不到兩個月就聽到日本廣島受「新式炸彈（即原子彈）」攻擊的消息，終於在8月15日，日皇宣告「無條件投降」。當時的台灣居民反應複雜，日本人垂頭喪氣，甚至於有人切腹自殺；皇民化的台灣人有的不知所措，竟也有人想自殺。
但我所看到的台灣人幾乎都是歡欣鼓舞，大肆慶祝回到祖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台灣青年，組織了管理社會秩序，歡迎國軍，以及教「北京話」等的各種團隊。那時覺得海闊天空，被殖民的壓迫感沒有了。
1945年9月，回到一年多不見的高雄，景象真是和岡山空軍基地一樣的淒慘，學校也被炸毀。日本人慢慢地準備回國，一切和平地進行著。開始時，上課的地點是向沒挨炸的高雄中學借的校舍，等部份女中校舍修好後，才到原來的第一高等女子學校（目前的高雄女中）上課。首次看到英文、中文、代數、幾何和理化科本，除了一些漢字和插圖外，全看不懂。我每天從岡山搭火車到高雄，下車後還要走約50分鐘才能到高雄女中，路途遙遠。
此時，台灣社會漸漸地進入動盪不安，台灣知識青年和來接收的政府人員開始產生摩擦，1947年2月就發生了不幸的2.28事件。父親希望我和哥哥一樣地唸大學，看到台南女中不但遠比高雄女中漂亮，沒有被戰火波及，並且師資較齊全、進度較快，於是國中畢業後報考台南女中，在台南女中完成高中學業。但要唸什麼呢？光復後發現我確實偏愛理科，但數學太單調，化學實驗氣味難聞又要背好多物質性質，倒是物理沒這些缺點，只需講道理就夠了，加上我記憶力超壞，就決定大學報考尚不十分瞭解的物理系。
當時有物理系的只有台灣唯一的大學，台灣大學。所懷的心情是，考上就唸，考不上就算了，並沒強烈的企圖。當時，因為國共內戰的結果，台灣好像不很穩定，在我高三上學期時（1949年秋天），中央政府遷到台北。
◎大學生活：
考上台大物理系是1950年7月。雖然關心的親戚朋友怕我嫁不出去而反對，父親毫不在乎外人眼光，對有意見的岡山人說：「有女性在讀，就有男性在讀，哪怕嫁不出去？帶回來給我選就好。」同時鼓勵我：「如有通到天上之樓梯，你就去爬！」成長在孔孟思想以及重男輕女的大環境，加上母親對女性的「三從四德」教育，使我對料理、經營家庭很有自信，唯一的困擾是如何使善良的岡山人瞭解，唸大學反而有機會找到男朋友。
我是父母唯一女兒，和男性來往很自然，於是想辦法邀請台大的男性朋友到岡山來玩。頭一個寒假開始執行。岡山不大，所有大街小巷都熟，帶著大約十位男性朋友一面逛岡山，一面和鄉親打招呼。只要我帶男性朋友回家，父親都很高興，同時設宴款待他們。果然鬧的滿城風雨，但有很大的收穫：岡山的女孩子想唸大專了，鄉親的看法也慢慢地改變了。
同時，為了1949年底大徹退到岡山、左營來的海空軍子弟，蔣介石故總統在岡山興建男女同校的三軍子弟中學，整個岡山區的封建思想快速淡化。蔣故總統夫婦每年必光臨岡山，岡山人有機會看到蔣夫人。可能是她的影響，整個台灣婦女地位無形中被提高。
我們那一班20多人，台灣省籍共有6人，有5位和政府一起撤退來台的青年軍同學。由於老師鄉音重，很多課我都聽不懂，多靠自修和讀書會補救。事實上，我不愛K
書，倒是頗知享受大學生活；那時候，今日的羅斯福路旁有小火車通往碧潭，我常和同學搭火車去划船，或去西門町看電影，或去聽聽禁書的討論（當時流行各種讀書會）。同學中許多人出自黨員家庭，所以從他們那裡常聽到所謂內幕消息，不過都能理性地檢討國民黨挫敗原因，沒省籍對立，氣氛和睦。不像現在意識型態對立，劍拔弩張。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故鄉話，或講四川話，我們常常使用日本話，但互相瞭解尊重。我們的系主任戴運軌教授，鄉音特重，發現我們聽不懂，便使用日本話和我們溝通。當時，台大有傅斯年校長以及文法學院的世界級教授們「站崗」，外邊的風聲鶴唳無法滲入校園，校內頗為自由，各種禁書，想看都看得到。尤其可貴的是，韓戰期間，台大的總圖書館仍然提供華僑日報，讓學生瞭解國際和亞洲情勢。台大亦培養學生的獨立自主能力，例如，住宿生必須輪流到中央市場買菜，張羅自己的三餐並管理宿舍。我們都以身為台大人感到驕傲。
考台大物理系，雖是「不十分瞭解物理學是什麼」的情況下作的選擇，不過隨著時間遞嬗，對物理學的瞭解與日俱增，堅信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十分合乎我凡事要追根究底，極端討厭作假、欺瞞和不負責任的性格。日後，我鑽研基礎物理學之一的原子核物理，台大物理系最早進行此方面實驗的是許雲基教授，我理所當然地加入他的團隊。
◎出國留學：
在1949年底，隨中央政府遷台而來了數位曾留學歐美的優秀教授。例如在居禮夫人實驗室作過光學研究的鍾盛標教授，在英國倫敦大學鑽研統計力學，以及合金的秩序非秩序問題很有成就的朱應詵教授，宇宙線專家周長寧教授，專長於應用光學的方聲恒教授以及蘇林官、陳永昌、劉燕溪等教授，以及曾是Heisenberg 研究室的研究員、德籍的Kroll教授，可說是人才濟濟。
很可惜當時的社會不安，生活相當艱苦，並且沒有研究環境，致使部份教授不得意而再出國或離開台大物理系。尤其1950年6月爆發的韓戰更帶來負面影響，民間開始質疑台灣的未來，年輕人萌生出國念頭：與其悶在小小的台灣島，不如出去看看大世界。
1951學年開始，男生畢業後必須接受十個月的軍事訓練，而女生則應盡量到公家機構去服務，等男生退伍後，一起拿正式畢業證書（畢業時拿的是臨時畢業證書）。因此，1953學年次的我，畢業後立即回故鄉，到當時全台灣唯一男女生同校的省立岡山中學教初中（目前的國中）理化。該校學生大部份是將官子弟，其餘是大岡山區無法到台
南或高雄上中學的較貧困鄉村百姓子女。絕大部份學生是騎腳踏車或徒步上學。我很快地和學生打成一片，瞭解到老師對學生的重要性，慢慢地喜愛上教書工作。同時發覺我還需要更加地充實自己，也隱約地體察到「反攻大陸無望」。
本來服務一年就足夠，但我連教兩年才回台大物理系當助教準備出國。1957年夏天抱著「出國學點近代物理後，儘早回國教書」的念頭，選擇到語言溝通沒有問題的日本去留學。到了日本，我拒絕以留學生名義入學，而參加入學考試，方才深深地瞭解到台日大學水平差異之大。我是第二次才考上的。入學後不到一年，功課上，不但不覺得什麼壓力，甚至於享受物理，時能欣賞它的奧妙。
不過，來自台灣留學生以及華僑派系間摩擦的心靈上的擾亂，卻與日俱增。從小愛打抱不平，日據時代父親希望我當律師為台灣人辯護的骨氣還在，聽懂台、日、中語的我，看不慣極小部份台灣留學生和日本人聯合欺壓大陸籍日本華僑學生（他們聽不懂台和中語）時，我忍無可忍站出來正面迎戰這批人，同時告訴自己：「不能僅唸點書，非拿學位不可」首次經驗到日本、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政治問題。
我拿了學位之後，一面作博士後研究，一面繼續在東京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處理被燒死在開刀室，專長腦外科的台灣留學生和東京大學醫學院之間的問題。在糾紛處理告一段落後，我將它交給台大化學系畢業的優秀學弟張勝凱先生（去年2006年過世）完結，自己則毅然應即將成為台大校長的閻振興部長（教育部部長）之請在1970年8月回台。
◎回國教書：
任何人只要用點心看日本報紙、評論雜誌或電視，很容易瞭解國際情勢，尤其是中國問題。1960年代末，情勢開始對中華民國不利「有辦法的」台灣百姓想盡辦法離開台灣。政府非痛下決心，認真地進一步建設台灣的硬軟體不可。大約清楚亞洲的將來，我選擇回台大物理系，計劃和許雲基、黃振麟教授合作培養科技人才，同時加入許雲基教授的原子核研究組作理論計算。離開日本約一年前訪問了唸碩士時的理論組主Tomonaga Shin-ichiro（朝永振一郎）教授，廣泛地請教他，其中至今不能忘的是：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物理學家仍然專心於培養下一代，那時能教Dirac量子力學的約50名吧（他說的），1969年約有數百位，即約增加10倍。觀察1957年夏天的台北和東京，台北的物質條件比東京好；但1970年夏天是倒過來了，台北遠不如東京。還好，當時的政府好像已知中華民國的處境，克服一切困境守好台大物理系的老師和朋友們的
志氣也不錯。配合國際情勢的可能發展，我全力以赴積極地教育學生，和他（她）們一起努力奮鬥，師生之間無話不談，讓他們瞭解自己處境。學生們不但努力求學，也幫物理系作了不少事，他們之中多位正身居目前在台灣高科技界第一線奮鬥的領導階層。
科技要生根，國家必須培養大量有靈魂的科技人才。年輕人的能力是國家實力的表徵，除了專業知識以及非專業的某程度知識外，最重要的是強壯的身體，個性獨立自主，敢講敢做敢負責，富有使命和正義感，即有「自信」。我一直用以自勉，並以之為對學生的畢業期許（不是學業畢業期許，是踏入社會或學術界的期許）的是「自尊、自主、自信」。「自尊」的部份，我會注意引導；至於「自主」和「自信」，因為需要時間以及和外界的接觸，故請學生自己努力。
1972年7月，我在當時的台大土木系主任丁觀海教授介紹下，和在美任教的馮讚華先生結婚，暫時赴美。結婚的約定是，儘早把美國的事情整理完畢後，長住台灣；而在那以前，每年暑假必回台灣。馮先生他實踐行了諾言。由於我無法離開台大太久，馮先生讓我先回來，然後他連根拔起，提早退休，回到台大環工所任教，同時和台大環工所以及台灣環保界同仁默默但積極地處理台灣的污染問題。1980年前後，台灣進入經濟起飛，水、空氣和土壤的嚴重污染是付出的代價。
可能馮先生體內本來就有癌細胞吧？回台後幾乎天天進出嚴重污染區或工廠，使他的健康迅速惡化，終於在1985年6月底發現患了在台灣無法醫治的惡性T型淋巴癌，非赴美治療不可。我們最後仍選擇回台灣。1986年初秋，馮先生在台北榮總過世。臨終，讓他耿耿於懷的是，台灣的環境污染處理工作尚未告一段落，還需約兩年。
◎該如何：
當人遇到逆境時，引導我們的可能是使命感、人生觀和理念吧。1986年秋天後個人更投入於教研工作，堅強地向1970年夏天離開日本時所規畫的路徑前進。亞洲情勢大致也朝1970年初在日本時所預估的方向發展著。日本貨果然席捲了全世界市場，政府的經濟政策成功，台幣也快速升值，出現了「台灣經濟奇蹟」。
理工科，尤其是電機系，為應屆高中畢生所嚮往。但理工科系的女學生數沒什麼大變，到目前仍然如此，例如台大物理系，平均維持12 %。整個社會對女性的態度及女性的社會地位，都比光復當時改善很多，但對女性從事科技，仍然不積極，重男輕女，大男人思想依然存在。女性佔人口一半，小孩和丈夫都會受到女性的影響，加上女性有不少優點：「平均比男性強的直覺力，細心細膩又富耐力，較男性能管理自身問題」，為
什麼至今在社會上仍較男性劣勢呢？男性無形中視女性為弱者，要保護她，甚至於想宰制她；而女性也順水推舟似的靠過去，商品化自己，甘願作個被支配者。需知，國家要健康，女性的健全是首要條件。所以首先要導正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尤其要消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其次，社會以及學校都要執行男女平等教育，例如男女學生同受家務工作訓練，不要再把女性花瓶化。同時國家應有一套可使職業婦女安心寄托的公營育幼院、托兒所政策。這些工作必須政府帶頭負責做。至於女性，在過渡時期，必須更加覺悟。如此理工科系的女生便可望和男生同數了。問題是政府做不做。
1970年我離開日本時，日本的公立大學理工科系的女生遠比台灣少很多，可能是台灣的五分之一吧，沒想到約30年後的2003年的日本超過了台灣，女性科技人才逼近15 %，1994年的日本科學技術廳，等於台灣國科會，廳長是女性。從1993年左右，日本開始計畫「科技維新」，必然已注意到女性的重要性。政府帶頭，輔以部份男性的積極奮鬥，才帶來今日的日本。
1996年開始的5年計畫順利完成，目前（2006年～2010年）是第三期5年計畫，長期目標則是在2050年成為科技強國，並在這段期間培育出30位諾貝爾獎得主，整個日本變成科技島，人口控制在一億二至三千萬，全國人民安居樂業。於是解放女性能量，健康聰慧的女性是完成此大型國家工程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日本做得到，為何我們做不到？政府負責了沒？
台灣男性是否尚未覺醒或太傲慢？台灣女性是否太不自愛或自甘墮落？今天的問題是男女性共同問題，任何一方都不能馬虎！2002年底重回台大教大一普通物理，有機會直接接觸男女同學，發現女生的整體表現平均較男生好。我不曾遇到或感覺到男生輕視女生的場面，反而見到有的男生怕女生；而一旦相互發生感情，女生往往佔優勢，絕大部男生會聽女生的話。這五年內只遇到兩位強勢的男生，我擔心這樣的男生遲早會碰壁。
然而，為什麼他（她）們的年紀愈大，情況愈微妙，到進入社會（含學術界），性別生態逆轉，男性成為優勢！這是為什麼？真正的關鍵在這裡！從這裡切入分析，個人
見解：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歷史帶來的負面效應；媒體無意中的負面影響；負責教育的大專男女性教授們，無形中做了不利於消除對女性的封建思惟的言行。
假如大一理工科系的女生佔10%，20年後留在科技界的女性不到10%，留在教研
界的百分比更低，這是為什麼？以上這些疑點沒解決，單靠女性努力吸引年輕女性步上科技之路，而少了男性的積極合作，很可能事倍功半。本來任何人，只要對某個領域真的感興趣，加上有健康的身體、毅力、高抗壓性和獨立自主性，是有高機率達成自己的願景的；但如果整個社會或學術環境不理想，則達成的機率將劇降，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往往是女性。
請大家問自己：我們的科學生根了沒？我們的科技體質如何？如果無法正面回答的話，那麼：解放女性能量是首要任務。